[45] 代议制的正当性是政党在正式的宪法制度和政治活动中被承认的前提，于是按照卢梭的逻辑，政党在宪法制度中将不会有任何正当性基础，至多成为一种带有原罪的事实组织存在，是人民主权时刻准备要消灭的对象。
因此，新修订《税收征管法》时，应该明确税法解释机构，将现行政策法规部门翻牌升格，总领案例研究、税法解释、复议应诉、税法确定性、事先裁定和个案批复、重大税收法治热点事件的及时和专业应对等疑难复杂税法事务。行政法学认为，执行法律而不解释法律，在任何行政执法领域皆不可理喻。
进入专题： 税法行政解释权 。现代民法典和税收征收法典，共同为法治中国奠定一块基石。税收司法，历来是各国维护税收主权的重要制度构造，由此，应激活税收司法制度，改变我国在国际税收竞争中话语权不足的格局。《税收征管法》修改，摆脱部门立法之偏，归之于正，要莫大焉。目前，全国各地省级税务机关各自为政，或有互相矛盾，有损税法的统一性，其势必难以为继。
废除两个前置，追求征纳平衡是此次修法的必选项 税收司法缺位，造成税收法治的瘸腿和致命缺陷，最终使得税收法治名至而实不归，名实不副。为此，如何防止税收行政解释权的滥用，成为修法必然选项。宪法的措辞包括道德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尊重社会公德等。
个人道德为个人所信奉、阐释或推广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个人道德观自由，个人道德可以通过努力获得认同，成为社会公德。哈特驳斥其前一种立场，却同情后者。哈特同样不否认道德的社会意义，他不敢断然否认道德是完全个人的。其二，德富林将公共道德和一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但我国宪法提倡公民道德，这意味着宪法在承认人的自主的基础上，相对划分私人和公共的领域，社会公德调整更多针对公共领域。并且州政府并不需举证其危害后果。
爱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统领，源自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追求和实践。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进入专题： 社会公德 公民道德 。[xlii]在梁洪文诉李果红等侵权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擅自迁移原告母亲坟墓的行为，损坏原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xxxviii]在齐玉苓案中，最高法院也曾经批复：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律家长主义由此滋生，并与古代法律传统产生某种契合。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条因少数民族的弱势群体地位而给予特殊保护，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局面。
具体展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道德的自律和多元。[xv] 否定说的主张并非针对序言，而是针对序言的文字特点展开的。
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道德化。
2009年轰动一时的南京教授换妻案所引起的辩论中，李银河教授提出聚众淫乱罪已经过时应该废除，其理由有：聚众淫乱罪侵犯了公民的性自由。第一种立场对社会公德给予重视，贴近韩国宪法的立场。但实际上二战以后，人伦类型逐步减少、经济交易关联类型、劳动关系类型、行政关系类型、诈欺性商法类型逐步增加，对公序良俗的判断的标准也从以人伦为主过渡到对交易公正的追求和对当事人利害关系的调整上。我们只是觉得如果限制在一定范围，则其仍可容忍。最高法院曾在争议《刑法》第205条第2款有关伤害尊亲属致死罪规定的案件中，认为亲子关系不属于社会身份，而是规范夫妇、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乃人伦之本。私法自治 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如何选取姓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对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作法律解释，认为： 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
以赌博为业没有开设赌场严重，只能认定是生活堕落，国家是否要以刑法的手段来拯救个人德行不无疑问。本条惩罚对少数民族的冒犯行为。
四者结合依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社会主义是人的解放的伟大事业，包括人的独立和开明、人和人的融洽友爱、人和国家紧密联系。[xxxii] 中国当代涉及社会公德大部分判例基本比较正确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大部分相关判决社会公德一般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或许说明法官在潜意识中认为社会公德应该指向社会领域具有充分的社会利益。
不过宪法51条既是社会公德条款的死机也是其生机。父母因此所遭受的感情伤害和痛苦也是可见的。
马克思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社会公德条款以宪法价值为主要内容，客观上为宪法的私法效力开拓了空间。基于此，宪法序言、第24条、第53条到底赋予社会公德何种效力需要进一步解读，解读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些条款的规范品格。让社会不必再僭称还需要在个人自己的事情上又发布命令并强制人们服从的权力吧，在那种事情上，从正义和政策的一切原则来说，总是应当由承当其后果的个人自己来做决定的。
[xxvi] 但时至今日，传统的家族制度和伦理秩序已然解体，不应该限制公民的姓名权，包括姓的自主决定。近代以前，各国普遍存在伦理道德和法律合一的情形，近代以后道德和法律才逐渐分野。
在林宝文与朱慧平等物权保护纠纷上诉案中也可见我国法官对人的自主价值的把握和尊重。比如，逝者的权利保护一直困扰着以人的主体性为立法基础的近代法，因为逝者无法成为权利主体。
只有更重要的价值出现，法律的天平才会相应倾斜。[xviii]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终极关怀的不仅仅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
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姓名是个人的标识，直接表达了个人的自主。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准确对之加以判断，并与法律所欲限制的自由两相权衡，判断孰轻孰重加以取舍。[xxxiv] 夏卿. 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之中国化[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2. [xxxv]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515. [xxxvi] （2013）衡中法民一终字第261号。
这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其所主张的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已经被抛弃，该传统意味着个人对家族的从属，姓是这种从属的符号和标志。我国刑法将以赌博为业入罪也存在这一方面的嫌疑。
哈特更强调自由的可贵，他特别提醒道德的开放性。比如，一个信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徒面临别人大谈四大皆空，自然难免受到冒犯。
在湖南省娄底地区邮电局诉曾太平移动电话号码拍卖合同案中，法官认为：拍卖吉祥号码行为明显带有迷信色彩，与我国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相悖。[ix] 因此，社会公德的内涵和应用需要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解读宪法。
